粟庆雄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管理学教授，是我认识的最有才华的教授。他只给我上过一门《管理经济学》课，一共才40学时。我对他的全部认识也都来自这40小时。

那是1984年在大连培训中心学习的时候，粟教授从5月29日到6月29日给我们讲《管理经济学》。粟教授的课信息量特大，风趣幽默，话语中闪烁着大量的真知灼见。粟教授古的、今的、中的、西的、文的、理的全行，口才又好，人又坦率，故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淋漓尽致。粟教授极有语言天才，他曾对我们说：“你们用中文问，我就用中文回答；你们用英语问，我就用英语回答，你们用什么方言问，我就用什么方言答。”看来，他会说全国各地的方言。粟教授喜欢提问，也喜欢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粟教授给我们上最后一次课的时候，就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写了几首诗，复印了十几份，让感兴趣的学员到讲台前来拿。出乎他意料的是，很多学员拥到讲台前，一下子就把那十几份复印的诗抢光了。我想他若能事先想到有这种场面，他一定会多复印一些的。我没有抢到粟教授复印的诗，却借了一张，按粟教授的笔体将他的诗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粟教授的几首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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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过年，见到敬波的女儿周宜。这是一个阳光女孩：高高的个头，文静中充满了朝气与睿智。她就读于省实验中学，并在这个名牌中学里名列前茅。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地球上，她可以和任何一个同龄人全面地比学业。


    我很羡慕周宜。羡慕她在享有盛名的中学里度过她的中学时代。这是多少中学生向往的学校啊！回想我们的高中时代：1/3时间学现在看来是胡闹的政治，1/3时间劳动，1/3时间上文化课；物理不敢叫物理，叫工基（工业基础知识的简称），化学不敢叫化学叫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的简称）；英语学了半年，全是个人崇拜的话和当时的政治口号，现在一句都用不上；语文、数学也都为所谓的政治服务，体系残缺不全没有念好。高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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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72年的时候，爷爷最后一次到沈阳来。爷爷对我说，他要把他的砚台给我，我当时并不理解爷爷的用意。翌年爷爷去逝了，父亲回老家奔丧，回来时，带回了爷爷的砚台，从那时起，我一直珍藏着这块砚台。上大学之前我用过几次这个砚台，上大学以后，基本上不定毛笔字了，用纸包好，珍藏起来。

    爷爷是乡村教师，教了大半辈子书。爷爷一辈子都用毛笔写字，不会使用别的笔。爷爷的砚台是一个五寸见方，厚给一寸的带盖砚台，中间的一个圆型的砚槽，其中一个角上有一个出水孔。

    我不能说爷爷最喜欢我，但可以肯定爷爷对我的感情很特别。爷爷有8个孙子，只有我不是在家乡出生的，只有我不是他老人家看着长大的。爷爷是很威严的一个人，由于平时接触得少，只是两次回故乡和爷爷三次到沈阳有过五次相聚。因此他对我这个唯一在城市出生、城市长大的孙子心里没有底，感觉到把握不住我的性格，生怕我做出什么有伤祖父威严的事。其实，我对爷爷是很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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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父母的人缘，也许是我们一家人远在关外，也许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天津和沧州的长辈们对我特别关爱，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如下：

 1． 姥爷的点心 

    很小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天津串门。姥爷把我领到公园，给我买了几块点心。大舅家的三表弟和我是一年的，比我小几个月，跟在后面看着了，姥爷护着我，让我多吃，只让表弟尝尝。我至今还喜欢那种点心，一层层像纸一样薄的皮儿，里面是枣泥馅，上面还有一颗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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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怎的了，怎么这么多十来岁的孩子出来给我上课？初四，海波的女儿给我上了一课，初十，学琦的儿子又给我上了一课。那天，我们在国府肥牛喝酒，说起夫妻之间不同这个话题。我说，荆芷英能看懂我写的东西，见了没用的草纸敢扔；我看不懂她写的东西，见了没用的草纸也不敢扔。李想插话说："无知的敬畏。"我当时没电了。我当了20多年大学老师，讲了半天，叫一个小孩一句话给总结了。总结得有胆有识，语言顶到边界。我早就知道李想外语好，但这次让我惊叹的是他语言中的哲理，比如，人生没有梦想太遗憾了，大学四年如果所学的专业和自己的兴趣不和太痛苦了云云。我深感李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哲学倾向。这孩子将来学什么专业我不知道，但我敢说会有一个足够大的精神空间任他自由飞翔。"雏凤清于老凤声"，想到这一层，我深感有一波巨大的后浪向我涌来。读完博士后，我曾说不想听任何人的课了，现在看来需要修改这句话了，似乎可以改为：可以不上成人讲的课了，但可以上孩子的课。这是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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