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杨兆宇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110168）

摘要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分别是东西方最有名的权术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历代帝王的行为影响最大。本文首先用元素列举法肯定他们的思想中确有管理思想，接着接合他们各自的生平对比分析他们各自的代表著《韩非子》和《君主论》，从管理目的、理论假设、管理手段和管理风格四个方面比较他们的管理理论体系。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韩非和马基阿维管理理论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保住君主地位”；理论前提相同，都是“人性恶”；管理手段相同，都是“不择手段”；管理风格相同，都是“实用主义”。他们的主要不同是一个重“法”，一个重“力”，一个重“农”，一个重“商”，一个求“稳”，一个求“快”。他们的管理理论是“君本”而非“人本”的，越来越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关键词  韩非 马基阿维里 帝王术 人性恶 不择手段 实用

                                                     一、导论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三个思想家比韩非（Han Fei）和马基阿维里（Machiavelli）二人对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更大，所不同的是韩非的影响在东方，主要中国，而马基阿维里的影响在西方，特别是意大利。因为在有据可查的人类历史中，最长的是封建君主统治的历史，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到清代的溥仪，前后2000多年，在西方，主要是欧洲，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有1100多年。在漫长的封建君主统治时期，出现几百个王朝，上千个君主，这些君主或皇帝用得最多的统治术(emperor chicanery)，或说治国术（statescraft）是谁提供的呢？本文认为在中国主要是韩非提供的，在西方则主要是马基阿维里提供或总结出来的。韩非是中国最大的帝王师，虽然中国从汉武帝时历代帝王嘴上多尊孔子为师，但用得最多的还是韩非的思想。马基阿维里是西方最有名的君主师。他们俩人的最大共同点都是为最高统治者出点子，他们的学说都适用于最高统治者，君主或帝王在心照不宣地使用他们俩人的思想时又往往批评他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韩非的《韩非子》和马基阿维里的《君主论》都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生活的年代相差1749年，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平行发展起来，事先并没有相互间的影响。虽然有这么远的距离，时间又相隔那么远，韩非和马基阿维的管理思想却惊人地相似。
      本文的比较分析从确认他们俩人有管理思想开始，接着分析比较他们的管理目的、理论假设、管理手段和管理风格，指出他们管理思想的主要差异和各自局限。
      比较分析他们俩人的管理思想有比较东西方封建君主帝王治国术的意味，这对我们了解人类的管理史，认识人类过去的最高层次的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从韩非和马基阿维管理思想的落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管理进步的脚步。
       韩非的管理思想现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中，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君主论》中。《君主论》出版于1523年，是马基阿维里的个人专著，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全书26章，我们都可以直接拿来进行比较分析，而韩非的著作《韩非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是55篇，今本也是55篇。但其中有很多是不可靠的。据胡适先生考证，《韩非子》中可靠的诸篇是《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和《问辩》。 还有司马迁认定的《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  对韩非的著作，本文用来分析比较的以胡适和司马迁认可的这些篇章为主。

                                      二、韩非和马基阿维里有完备的管理思想

      比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管理思想？其次是如果有，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我们从管理的最基本问题，管理定义说起。管理的定义很多，但今人所用的定义是“管理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整合资源”。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思想体系主题就是“为了保持君主的权力不择手段”。这里，“为了保持君主的权力”，即是“为了特写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by fair means or foul），意为最高效地“整合资源”。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是世界级的权术（political trickery）大师，他们的“不择手段”是以不同的“术”的形式出现的。据此，我们可以说，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全部权术政治理论是管理。他们的全部管理思想都是围绕着既定的权力架构，为统治者寻找最有效率的统治模式。
      再具体分析，首先，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基石，全部管理理论都建筑其上，在众多的人性假设理论中，最为主要的人性假设即为“经济人”假设，而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思想体系中正是建筑在“人性自利”即“人性自私”，或者直言“人性恶”（evil humanity）基础之上的，本文认为他们俩人的政治理论和主流管理理论有相同的假设。从这一假设出发，他们的政治理论又产生了相同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其次，管理可以按管理者所处的位置分为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和基层管理，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理论是为最高层领导，君主或帝王所用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但是管理思想，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管理思想。再有，管理按所管理的领域可以分为工商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大类，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理论是讲治理国家的理论，属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理论。还有，从管理的内容或职能来看，今人公认的管理四大内容或四大职能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马基阿维里和韩非所言，虽然更多地属于领导和控制，但也涉及到了计划和组织，基本上包含管理理论的所有内容。最后，从管理的学派上讲，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属于管理中的经验学派，他们的管理理论是从他们几十年的说客和国务活动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用于指导他们所处时代的管理非常实用（practical）。
       综上，我们认为虽然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在语言和文字中并没有使用“管理”一词，但他们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完备管理理论，因此，可以从人性假设论、管理目的论、管理手段论、管理风格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三、管理目的的比较

      管理理论是由管理目的决定的。既然管理目的，“为了君王保持住权力”，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一个或一组最有效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了。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都是紧密围绕管理目的展开的。论文的这一部分，我们分析比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目的。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有完全相同的管理目的。他们两人都不讳言，他们的管理思想是为君主服务的。先看韩非，在中国的思想家中，没有谁的思想比韩非的思想更专注于服务帝王了。
     《韩非子》的第一篇《初见秦》开篇就说：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这是韩非初次见到秦王时的上书，一见面就表示他以生命为担保向秦王尽忠、尽智。
       类似的话还有：
      “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韩非说，我冒死来见大王，和您谈的是灭掉其他国家，统一天下的计划，只要您真听了我的话，就一定能灭掉其他国家，称霸天下，若不能称霸天下，大王就杀了我，以此警告那些为王谋事而不尽忠的人。
      和韩非的这段话极其相似，马基阿维里的《君主论》的一开始就表示，他要把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拿来献给君主。《君主论》是马基阿维里专门写来献给梅迪奇殿下的。他在献辞中十分谦卑的写道：
      “举凡希图获得某一位君主之恩宠的人们，他们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大最心爱的东西或他们认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敬献给他。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君主们收到诸如骏马、武器、金衣、宝石之类的礼品，以及与之类似的同他们的伟大地位相称的饰品。不过，当我希望通过敬献给您一些礼物以表示我的忠心的时候，倾我之所有也找不到什么比我对于伟人之事迹的知识更令我心爱、更珍贵的礼物了，那是我从对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中获得的，通过这些事物长期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浓缩为一本小书，并敬献给殿下您。” 
      他用下面的话说明除了这本书，他不能再献给君主更好的礼物了：
      “考虑到除了使你能够在最短促的时间内了解我多年来历尽困苦艰危所学到的一切之外，我再没有力量献给你更好的礼物了。”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想为君主尽忠，那么君主最需要什么呢？显然是“保住君主的权力和称霸天下”，这是他们两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在他们的著作《韩非子》和《君主论》中所写的每一句话，所援引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所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说给君主听的。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充满了“人主”这个词。在《君主论》里，用的则是“君主”，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指的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为人主尽忠上，韩非比马基阿维里态度更坚决，走得也更远，韩非是以死相谏，而马基阿维里只是用他的这本书作为改变命运的梯子。如果君主不采纳他的建议，马基阿维里是有后路的，他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庄园，著书立说，过清贫的生活。在《献辞》的最后，马基阿维里是这样说的：
     “殿下，请你体谅我敬献这个小小的礼品的心意而接受它吧！如果你认真地考虑和诵读它，你就会从中了解到我的热切的愿望：祈望你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大地位。同时，如果殿下有朝一日，从你所在的巍巍的顶峰俯瞰这块卑下的地方，你就会察觉我是多么无辜
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的不断的恶毒折磨呵！” 
     《韩非子》和《君主论》都是向君主的进言，他们两人的写作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比较一下还是有些差别的，如果说马基阿维里的《君主论》仅是一篇呕心沥血之作，那么韩非的《韩非子》应是一篇篇血书。韩非和马基阿维的话都很重很“雷人”。这和他们两都有积极入世的思想有关，他们都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气概。韩非曾经说过：“士兵若不怕死，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一百当千，以千当万。”战场如此，思想领域也如此，思想家不怕死，也可以以一当十，韩非是思想界的“亡命徒”，他不怕死，随时准备死，所以，他的思想以一当十。所以读他的文章，语气坚定，文字淋漓畅快。
      玩火者自焚，玩剑者死于剑，同理，玩谏者死于谏。韩非就是最好的案例。据《史记》记载，秦王嬴政是非常欣赏韩非的，公元前234年，当他看流传入秦的《孤愤》、《五蠹》、之后，发出“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的感叹。并为得到韩非而攻韩国，得到韩非后，却因韩非是韩国公子而不信任他，一年后，公元前233年，听信李斯和姚贾的话把韩非治死了。司马迁非常惋惜韩非之死，说：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中全文抄录了韩非的《说难》，可见他认可这篇韩文的程度。在《说难》中韩非写了谏说之难，认为有七件事足以危身。可见他意识到说客是一个高危工种，但他还是没有幸免。令太史公独悲。
      和韩非比，马基阿维里要稍微幸运一些。虽然他也不得志，也有牢狱之灾，但他得到了大赦，得以和家人团聚，隐居小农庄里，开始了写书生涯，后来还当过史官。无论怎么说，马基阿维里还不是文字“亡命徒”，他文字的嚣张程度不如韩非。

                                           四、理论假设的比较

如前所述，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上的。在具体分析比较马基阿维里和韩非管理思想时，我们发现他们有完全相同的理论假设，尽管他们二人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定“人性恶”，并以此为前提提出各自理论体系的。
关于人性，韩非认为“人性自利”。在人性假设问题上，韩非继承了他的老师荀况的“性恶说”，他不但坚守老师的立场，还发展了老师的理论，对人性自利形成完整、深刻的学说，是中国文字中对“人性自利”最好的表述。韩非的“人性自利”思想主要表现在《韩非子》一书的下述论述中：
在《内储说上》中韩非写道：
“膳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虫蜀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膳。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 
韩非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是勇于逐利的，大凡有利益的地方，人们就会忘记自己的嫌恶，勇往直趋，就像古代的勇士孟贲一样。韩非的这段话让人想起一句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在《五蠹》中，韩非写道：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耕种很辛劳，但人们都愿意干，他们是想因此而得到富足；战争很危险，但还是有人愿意干，那是他们想因此而得到显贵。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这个意思。
韩非冷静地分析了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因，都是自利心理。有许多职业上的个人打算，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很容易给人假像。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备内》中的一句话：
“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之加也。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王良爱马，那是因为可以用马来奔驰，越王勾践爱人民，那是因为他想用人作战，医生善于吮吸伤口，嘴含病人的污血，这并没有骨肉血缘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是看在病人要付医疗费的利益上。所以，做轿子的做好轿子，就巴不得人宝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巴不得常有人死。这并不是说做轿子就是好人，做棺材的就是恶人，心就不好，只是职业使然。   
韩非认为君臣间，甚至夫妻间、父子间也难免有自利心理。韩非在《说林上》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有个卫国人嫁女儿时告诉他的女儿：到了婆家以后要设法多攒些私房钱。以防不测，结果因此被休。这个女儿带回家里的财物比当年的嫁妆多好几倍。那个卫国人并不认为教导女儿攒私房钱有什么不好，只知道自己比过去富有了。韩非认为，现在一般做官的，都和此类似。
在《外储说左上》中，韩非就父子关系论到：
“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父子间是最亲近的人了，而竟有的责骂，有的怨恨，都存在一种别人应该为自己多考虑的心理，去责备别人，这不全是为自己考虑么！
君臣之间的利己行为是韩非说得最多，分析最透彻的。由于人的利已性，君主和臣子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在《孤愤》中，韩非写道：
“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宜私也。” 
君臣利益不同，必须各有打算，君主不能任由臣子胡为。如果有重臣徇私舞弊，最后必定要夺君主的大位。
马基阿维里也是“人性恶”论者。在《君主论》中多数论述到人的利己性,很明显地持有人性恶的观点。
马基阿维里为君主可以不择手段维持自己政权开托的理由就是：“由于周围都是不善良的人”。 
就人的本性，马基阿维里还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的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 
在后面的章节，他还写道：
 “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关于父子关系，马基阿维里也有一段相当深刻的论述，在《君主论》第十七章中，马基阿维里写道：
“人们容易忘记父亲之死而不易忘记遗产的丧失。” 
马基雅维里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且人的欲望总是大于人的能力，追求权力和财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所以他认为君主统治的要点就是通过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操纵人们的行为，统治者应该选择各种现实的或可以预期的惩罚来防止人们的不端行为。
比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关于人性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对人性的看法完全一致。尽管表述角度不同，用词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人性恶”论者，都认为“人性自私”，“人只能由利益驱动”。君主有君主的私心，大臣有大臣的私心，朋友间有私心，甚至夫妻间、父子间也有私心。在后面的比较中，我们还会看到，他们两人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

五、管理的手段比较

既然人性是恶的，统治人的手段也须是恶的。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对人性的看法相同，决定了他们管理手段的相同性。这两部分的相同就像韩非用中国的“一、二、三”，马基阿维里用意大利的“Ⅰ、Ⅱ、Ⅲ”一样。管理手段在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思想范畴里是“权术”，简称为“术”。我们先看韩非的“术”。
韩非认为只靠法律不行，君主还必须靠“术”，法律是公开的，让臣民遵守；而“术”是暗中的机智，用来私下课督群臣，再加上君主的威势就成能达到君主的目的了。因为“术”是暗中课督群臣的秘术，所以越神秘越好。韩非很强调君主用“术”，因为君主必须能驾驭百官，然后监督百官治理人民，才能符合君主的利益。
韩非认为治国要有方术，在《外储说右下》中，他先讲了解个古代善于驾车的造父的故事，然后比喻道：
“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韩非把国家比作车子，君主的威势相当于马匹。有“术”的君主就像善于驾车的造父一样，可以轻松愉快地把国家治理好，本身安逸，可能达到帝王的功效。
韩非告诉君主运用“术”要隐秘难测，要顺应人情，和“法”、“势”配合才能“尽道”。
在《八经》中，他论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
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他的意思是君主应顺应从情，立定赏罚。有了“术”，法令才能畅通无阻，君主的权位才能巩固。君主行使赏罚要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运用方术要像鬼神一样秘不可测。“术”的运用仍有一定相当公允的法则，听取言论不杂私情，多方参考客观意见和证据，臣子就不敢因循投机了。这是课督臣子很重要的方法。因为高深莫测之中还有客观公允的原则，才是尽道了。
老子的“无为”是韩非用“术”的原则，但他的“无为”和老子的完全虚静无为又有不同，他的“无为”是功利性极强的“无为”。
他认为君主要“守法责成”，在《外储说右下》中，用摇撼树木的例子说明君主只要治理好官吏，不必劳神去治理人民：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在《扬榷》中，韩非主张君主要“虚静无为”：
“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 
这段的意思是，如果君主好表露，被臣子看破弱点，另外虚诈掩饰，蒙骗君主，做些违法的事，国家就要乱了。他认为君主要保持神秘感，他说：
“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
君主不神秘，臣下就有所凭借而窥测君主，君主处理政事为当，臣下就会改变他们的常态。 
韩非子提倡君主喜怒不形于色，意图，好恶不要轻意表露。在《主道》中，他写道：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韩非认为君主只有“无为”才能看清臣子的实情，在《外储说右上》中，他引用了申子的一段话：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
意思是君主的语言要谨慎，否则臣子将会附合你；行为要谨慎，因为人臣要模仿你；你表露出智慧，人臣就要隐瞒你；表露出无智慧，人臣就要猜测你，你有智慧，人臣就要隐藏实情；你没有智慧，人臣就要恣意行事。所以说，只有无为，才能看清臣子的实情。韩非认为，君臣利益不同，臣子往往窥测君主心意，然后然后竭力迎合，以便获得利禄，严重的甚至掩饰诈欺，使君主误信错用。因此，韩非主张君主无为，不随便表露好恶欲望，臣子就无从窥测，便会安分守己了。
韩非认为君主可以集中众人的才智，揽功推过：
“是以言陈之日，必有策籍。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 
韩非说，臣子陈述意见时，要记录在案，集中众人的才智决策，事情发生后加以验证，集中众人才能决策，功效显现之后也要加以论定。成功与失败都有证据，赏罚就配合功罪放行。事情成功，君主收其功，计划失败，则由臣子承担一切罪过。
 韩非君主不能太仁，可以残忍，在《内储说上七术》中有：
 “太仁，不忍人，……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 
为了侦察臣子的忠心，韩非还向君主建议可以用故意让臣子模不透旨意的“疑诏诡使”法、用明确已知的事探问臣子的“挟知而问”法、颠倒言论来试探自己疑虑问题的“倒言反事”法等。在《八奸》，他还提出八种防止奸情的方法。 
他还告诫君主不要放松警惕，一棵树上不能栖息两只雄鸟，不要让下面的势力自由滋生，要不断修剪。在《扬权》中，他写道：
“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汹渊，毋使水清。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 
树木多次修剪，朋党就会分崩离析。掘出树根，树就失去生机，填上汹涌的深渊，不要使水太清。君主要探察臣下的心怀，夺去他们的威势。君主利用这威势，如同电闪雷霆。
韩非认为：君主的祸患在于信任他人，信任他人就受制于人。在《备内》一文中他告诉君主谁也不要相信，不要说没有血缘关系的大臣，就连妻子、儿子都不相信。因此君主要用心防范那些认为他死了才能得利的人。
韩非认为君主权大位高，是群臣瞩目的对象，由于臣下有私心，君主不得不防，除了虑静无为，运用循名责实的方术，听言用人多方参验外，还提供了一些非常规的权术，这些权术中有很多是不择手段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君主都是在韩非的信徒，他们除了自己不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更不用说手下的大臣了。比如唐太宗就有杀兄杀弟囚父的事，历代君主都有得天下后屠戮功臣的事，最甚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除汤和外都杀了，而且株连无辜无数，利用特务手段监制群臣，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跑不出他的监视，他甚至把他的大便晒干后赐给群臣，美其名曰“黄龙汤”，逼大臣喝下。这些手段显然不是依法，只能是“术”。历代君主这么做，当然出于政治需要，但无论如何，都受韩非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没怎么教君主干好事。
无独有偶，马基阿维里也是权术大师，《君主论》第三部分，从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三章是关于“权术”论述最密集的章节，其中，第十五章带这些章总论的性质，马基阿维里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理由是：
“由于周围都是不善良的人，一个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立誓行善的人只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果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学会怎样能够做不善之事，而且知道如何视情况的需要而使用或者不使用这种方法。”  
他告诉君主行恶时不要心里不安：
 “他不必因为有些恶行会招来非议而忐忑不安，没有它们，他就很难保住权位。” 
他认为“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的：
“只要能够把臣民团结起来，使之同心同德，明君就不必在乎残酷无情这一骂名，他的极少数残酷行为，相对于过分仁慈导致邪气横流、乃至杀人越货之徒蜂起而言，要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的国家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君主的残酷是必要的，在军中尤应如此：    
“如果君主置身军中并且指挥一支大军，那就完不必顾虑残酷之名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名声，就无法使军队保持团结并胜任战事。” 
  他认为君主要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性格。他说：
“由于狮子不知防备陷阱，而狐狸则无力防备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震、镇慑豺狼。” 
 他认为君主不一定要守信。他说：
“如果遵守诺言反而于己不利，或原来诺言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一位精明的统治者就绝不能——他也不会——去信守那个诺言。” 
他认为管理应该和道德分离，“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他说：
“你可以显得慈悲为怀、值得信赖、仁至义尽，清白无暇，心地虔诚——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旦不再需要这样做了，你能够做到反其道而行之。必须明白一点：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生的君主，不可能身体力行所谓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为了保住他的地位，往往不得不悖逆诚实，悖逆仁慈，悖逆人道，悖逆信仰。” 
但他告诉君主行不义之事时要注意：臣民的财产和体面，不注意就可以遭到不测，这是和韩非稍有不同的地方：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财产不被侵夺，体面不受凌辱，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来，君主就可以调动各种手段同极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很容易就能制服他们。” 
他也告诉君主应学会找“替罪羊”，恶事由他们去做，好事自己做：
“明君应当把招致怨恨的事物交给别人处置，能够令人感恩戴德的事务则亲自料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关于管理手段的思想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人性恶，君主们就不用过于考虑道德良心。成功证明手段合理，善没有恶有用。只要能保住王位和国家，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他们都是管理中的道德杀手，都坚持管理要和道德分离，因此才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共识。有人认为韩非是“给君主一把杀人刀”，我们不这么认为，君主有无限的权力，杀人刀就在他们手上，不是韩非给的，韩非只是告诉君主杀谁，并告诉君主杀人的时候心不要颤，手不要抖。马基阿维里干得也是这事。正是他们在“可以不择手段”问题上的共识使他们分别成为东方和西方最有名的权术大师。

六、管理风格的比较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理论是同一种风格的，都是极端实用主义。他们两个人都是实用主义管理大师。他们的管理理论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管理理论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
首先，综观古今，中国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效用还没有哪一家能超过韩非的。正如蒲阪圆所言：“诸子中，惟韩非书最切世用。”
《韩非子》是一部实用的帝王书，在这部书里，他融合了春秋以来的法家思想，告诫帝王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目的只有一个：如何治国安邦才能保住大位。大到天子，小到诸侯，如何才能保住君主之位不发生动摇，并避免自己身亡国灭。秦王嬴政是最早发展韩非文章高明的人，他最欣赏韩非的理论，韩非的思想被秦王读到心里去，而且是第一个实践韩非理论的人，一经试用，便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秦始皇以后的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和动乱年代的帝王几乎都是韩非思想的信徒，尽管他们嘴上说是自己是孔子儒家的信徒或者是老子道家的信徒。
和韩非一样，马基阿维里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不但力图摆脱传统神学和良心道德的束缚，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幻想。在《君主论》的第十五章中一开始，马基阿维里就声明：
“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 
也是在第十五章中，针对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深刻地写道：
“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在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从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当而忘记了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 
 其次，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理论都是可以实证的。管理理论有实证和规范之分，实证管理理论没有价值判断，只考虑管理事件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的行为的效果。实证管理理论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它所研究的内容是、具有客观性，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可以用事实或经验来检验。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理论都是实证性质的管理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排斥价值判断，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结论都具有客观性，他们的管理理论都是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的。他们的理论都自觉地摆脱了道德因素成为纯粹的管理理论。
和韩非在中国帝王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欧洲的君主多是马基阿维里的信徒。《君主论》是欧洲各国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马基阿维里的理论也是其后500年间，西方君主或最高管理当局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英国国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一部《君主论》的手抄本。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都带着一部《君主论》，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每天睡前必读的书。拿破仑惨败滑铁卢时，人们在他的车中发现一部写满批注的《君主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熟稔《君主论》。希特勒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和床边，随时阅读，墨索里尼说过：“我认为，马基阿维里的《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君主论》中阐述的理论成为西方后世统治者所奉行的治国原则。
    

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的不同点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两人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年，一个生活在公元后十五世纪，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从空间上看相差万里，一个在地球东半球的中国，一个在地球西半球的意大利。他们的管理思想能有那么多的相同点，已属惊人，然而，“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麦种”。相同是相对的，不同是绝对的。本文的观点是：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大同小异。下面我们就分析比较他们管理思想的不同点。
就最大的不同点而言，我们认为：韩非管理思想的支撑是“法”、“术”、“势”， 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铁三角”，共同支撑着人主的大位。这里，“法”就是法律，“术”是权术，“势”是权势；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的支撑点是“力”、“术”、“权”，这三者也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铁三角，支撑着君主的宝座。这里，“力”是实力，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军力”，“术”和韩非的概念相同，“权”也和韩非的概念大致相同。本文认为他们关于“术”的思想最为相近，关于“权”的论述比较相近，而最大不同点在于对“法”和“力”的重要性的认识上，简言之，韩非最重“法”，马基阿维里最重“力”。
我们先分析比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关于“法”和“力”看法的不同。通读《韩非子》和《君主论》你会有一个印象，《韩非子》中谈论最多的是法律，几乎篇篇都涉及法律；而马基阿维里的《君主论》中论述最多的是军事。它的第二部分，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专门谈论军事，其他各章也多涉及军事。
韩非认为制定法律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走上法治轨道，其他事情都好办了。在《韩非子》的《饰邪》中，韩非写道：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 
这段话的意思是，先王把天地之道作为常规，把法律作为治国的根本。根本治理好了，名声就尊显；根本搞乱了，名声也就没了。
就法与国家强弱的关系，韩非写道：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国家没有永远强盛的，也没有永远衰弱的。韩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彰明法度的国家就强大，荒废法律的国家就衰弱。强大与衰弱就是这样地分明。当代的君主却不去做，国家灭亡就理所当然了。他相信一句俗语：“家有固定的产业，即使荒年也不挨饿；国有固定的法律，即使危机也不会灭亡。
韩非在本篇中还写道：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 
韩非认为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一定要明确公与私的界限，彰明法制，去除个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人主公开执行的国家规条。
在《有度》篇中，韩非更具体地写道：
“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
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马基阿维里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根本基础都是“良好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但他认为法律和军队相比较，军队更重要。在《君主论》的第十二章《论军队的种类和雇佣军》中，马基阿维里写道：
“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 
所以他“不准备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并认为只有自己的军队才是可靠的。他在《君主论》的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中》中写道：
“英明的君主总是。。。。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 
在这一章的的结论部分接着写道：
“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 
马基阿维里甚至偏激地认为军事应是君主的唯一专业。《君主论》的第十四章《君主的军事责任》中说：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 
马基阿维里认为精通军事专业对君主至关重要。他接着道：
“它的效力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王位。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马基阿维里认为，“因为不整军经武而受人蔑视，这是君主们所应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原因是：
“因为拥有武装的人同没有武装的人是无法相比的。指望拥有武装的人服从那没有武装的人，或是没有武装的人安于处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这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持有蔑视，而另一方心怀疑惧时，双方是无法安然共事的。所以，一个不惜军事的君主，除了其他的不幸外，他还既不能获得自己士兵的尊敬，也无法使自己信赖他们。” 
在马基阿维里看来，君主应把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定的其他官员，自己专心致志地研究军事。
他认为军队必须在君主的控制之下，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偏离军事训练。在战争年代，“君主应当御驾亲征，而且亲自料理指挥官的事务。” 在和平时期，君主则应比在战争时期更注意军事，时刻不忘思考战争的方法。
韩非“势”的思想和马基阿维里“权”的思想大致相近，不同在于韩非认为统治者要掌握绝对的权力， 在《爱臣》一篇中，韩非论道：
“权势不可以借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他认为君主不应让大臣结党。在《爱臣》中，他还论道：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  
他不许臣子效忠于贵族豪门，不许私设小朝廷，不许臣下私下来往，不许结党拉派互相吹捧等等 ，总之，韩非对待除君主之外的其他集团党派的态度是一律不允许。
和韩非相比，马基雅维利的权势概念较宽，他认为“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自己的至尊地位。”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关于“术”的思想最为接近，我们在“管理手段”一节中已经分析比较了，这里就不再比较了。
以上是对韩非和马基阿维里整个思想体系的比较，我们还注意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两人的理论观点有所不同：
我们先看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对谨慎的看法。韩非认为谨慎是人主最重要的品质。他说：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 
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人主“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谨慎地推行治国之道，就可以得到天下。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列举了两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例子，一个是周武王打败纣王拥有天下的故事，一个是赵襄子打败知伯瑶的故事说明谨慎的重要性。
马基阿维里对谨慎的态度和韩非有所不同。他认为“谨慎和急躁”都可能成功。在《君主论》的第二十五章，他写道：
“人们还会看到两个谨慎小心的人，一个实现目标，另一个则不然；同样的，两个禀性不同的人，一个谨慎，另一个急躁，却一样成功了。” 
马基阿维里认为成败的原因不在于“谨慎还是急躁”，在于看他们的做法是否符合时代特征。他认为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改变自己的性格才是重要的。他说：
“盛衰的变化亦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采取谨慎、耐心的方式行动，时间与事态的发展情况说明他的行动是合适的，那未他就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时间与事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作法。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因此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采取迅猛行动的时候，他不知所措，结果他就毁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随着时间和事态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那
未命运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断定“迅猛胜于谨慎”，他认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他坚定的写道：
“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
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马基阿维里的这段话非常著名，这里表现出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应该说韩非和马基阿维都是极理智的人，他们都能冷静客观地看问题，都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又都敢言，但细加比较，我们会发现韩非的理论更稳健，而马基阿维里的理论更为灵动。
其次，我们再看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对社会其他阶层的看法。在对社会各阶层的看法中，首先肯定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最看重军人，这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但对其他阶层的看法，两人是有重大不同的。韩非是“重农主义者”而马基阿维里
是“重商主义者”。韩非在这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韩非子》中的《五蠹》一篇中，韩非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只靠两类人，一是军人，一是农民，其他阶层的人不但不重要，甚至有害，是社会的蛀虫。在《五蠹》中，韩非写道：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乱也。” 
韩非的意思是儒者用文献典籍扰乱法制，游侠用武力来触犯禁令，而人主却礼遇这两种人，这是天下混乱的原因。他认为儒者，即文人和带剑者，即游侠是社会上最有害的两种蛀虫，接着他又开列出社会上的其他三种人，言谈者，指纵横家，患御者，指依附于贵族并逃避兵役的人，还有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是无益于耕战并危害国家政权的“五蠹”，必须铲除他们，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马基阿维里认为君主应爱惜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他在《君主论》第二十一章中说：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此外，他必须激励他的公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其他一切职业上，能够安心地从事他们的业务，使得张三不致因为害怕他的财产被拿走而不愿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项行业。相反，君主对于愿意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试图以任何方法发展他的城市或国家的人都应该提供奖励。” 
马基阿维里认为君主应鼓励社会上各阶层的发展，在社会各阶层中，他甚至把商业放在农业的前面。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在对社会军人以外的其他各阶层的认识上有重大不同。其中韩非的思想甚至是有害的，秦始皇第一个实践韩非的理论，于是有了“焚书坑儒”，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信了韩非的话，于是历朝历代都有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

八、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个人比较

在人类思想史的星空里，找不到比韩非和马基阿维里更相似的巨星了。虽然他们的出生时间相差1749年，但他们思想惊人地相似，个人经历也有相似之处，是偶合还是必然？本文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命运”。既然他们有相似的思想，就必然有大致相同的生活际遇和性格轨迹。本文的这一部分比较分析韩非和马基阿维里个人，因为每个人思想都和他们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要了解他们的思想，有必要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
在比较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个人经历时，我们发现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出生贵族之家，都自幼聪明好学；他们都面临内忧外患是国情，都生活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都不得志，都进过监狱；他们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都没有实际政治作为，都因为他们的著作历史留名；他们都是毁誉参半的人物。
首先，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出生于贵族家庭，都是从小聪明好学。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出身于韩国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一个没落贵族之家，他的家族是韩国宗族的公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思想渊源出黄老。他天生口吃，不善言谈，但却才学出众，智慧超群，极善写作。他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李斯，都自以为不如韩非。
尼古拉•马基阿维里（1469—1527）也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辈都是佛罗伦萨贵族，他的家族曾经“出过13名政府首脑和53名执政官”， 但马基阿维里的家庭却是这个家族中最清贫的一支，马基阿维里的父亲是一个不知名的律师，但他学识渊博，热衷于研究人文科学。马基阿维里出生后，家中除了四壁图书外已经一无所有。和韩非一样，马基阿维里从小聪明过人，过目成诵。小时候经常参加父亲朋友的聚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父亲一样，喜欢人文科学。七岁后开始接受教育，由于学习刻苦，如饥似渴地看遍家中的藏书，很小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其次，他们都面临内忧外患是国情，都生活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韩非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古代战国末期，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风云际会。但当时的韩国，在七雄中最为弱小，常遭秦国的侵犯，国土日见减少，濒于危亡之际。情况正如韩非所言：“韩事秦三十余年”，“与郡县无异也”，“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那时的韩国内政混乱不堪。韩王昏暗无能，一派亡国之风。国家在危难之中，但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持续着春秋时代的繁荣，仍然是一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韩非出世，集先秦法家之大成，成为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国家不幸思想家幸，内忧外患促使人们冷静思考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概莫能外。凡是内忧外患的年代，也都是思想极为活跃的年代，各种思想纷纷登场，百家PK后，总有胜出者领一时乃至后世数百年风骚；凡是稳定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也趋于稳定，鲜有创新。和韩非一样，马基阿维里也生活在一个国家不幸，但思想家幸运的时代。在马基阿维里生活的年代曾经创造过古代罗马帝国辉煌的意大利在政治上正处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境地，而当时的西班牙、法国、英国早已成为强大的统一君主制国家。佛罗伦萨名义上共和，实际却在梅迪奇家族的统治之下，热衷于建设自己的城市国家。军事上不堪一击的意大利，在西班牙、法国等强邻面前，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罗棱佐去世后，他的小儿子小皮埃罗掌握佛罗伦萨政权，这是一个无能的庸才，却又是一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他的统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马基阿维里生活在内忧外患，然而在文学艺术上、政治思想上它却在为现代人类文明开创着无与伦比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正是赶上这样的时代，使马基阿维里成为足以和艺术上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比美的思想家。
再次，他们活着的时候都不得志，大多数时候都很郁闷，还都有牢狱之灾。韩非是怀才不遇之人。他早年拜在荀子门下，学成后，回到家乡，目睹韩国的政局混乱，日渐衰落，本想为韩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多次上书给韩王，但韩王却根本不接受他的那套治国理论。于是奋笔疾书，写下《韩非子》。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赞赏，于是派兵攻打韩国，逼迫韩国把韩非请到秦国，准备让他大展宏图。不料却遭到同门李斯的嫉妒，和姚贾一起在秦王面前造谣挑拔，把韩非抓进监狱，当时，君主有生杀大权，对韩非这样的大才，非用即杀。李斯派人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令他自杀，韩非被迫服毒自杀，死在秦王的狱中。韩非之死，究其原因既有李斯的嫉妒和又有姚贾仇恨，但秦王的不信任还是关键。韩非的管理思想虽然流传至今，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却终究没有得到展示才华的机会。
相较于韩非，马基阿维里还曾有过一展身手的机会。“在他29岁那年，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厅的秘书长，从此开
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  但最终仍没逃过怀才不遇的命运。在梅迪奇家族回国后， 马基阿维里的国务秘书职务被解除，并且入了大狱。在他出狱后，不断给他的友人写信，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启用他，但却未能遂愿。于是隐居起来，写成了他最著名的《君主论》，希望引起当局者的注意，并且又给好友写信，倾诉这种怀才不遇的情绪，想让好友帮他推荐，但希望又一次落空，他郁悒成疾，58岁即去世。
又次，韩非师从荀子学的就是帝王术，后来成为职业说客。他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论是为韩国还是秦国，他坚信他的治国理论谁用谁成功，但韩王没有用他，秦王也没有用他的实际政治才能，他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最终使他出名的不是他的实际作为，而是他的著作《韩非子》。
马基雅维里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国务秘书和外交官。他很了解实际政治的运行，早年也非常想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他甚至还有很多实际的作为，比如说他曾经筹备建立一支国民的常备军，但是在后来的实际的政治斗争当中，他所从属的那一派失败了，他就被驱逐、坐牢，再也没有实际从政的机会，于是开始写作，写出一系列的著作。 
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君主论》，他的其他著作还有《论李维<罗马史>前十书》、《佛罗伦萨史》、《战争的艺术》，甚至还有一部戏剧叫《曼陀罗花》。和韩非一样，他也希望自己在实际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使他在历史上有名的是他的一系列著作。
最后一点相同是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是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像他们两人那样受到如此尖锐对立的赞扬与批评的思想家了。一方面，他们的名字始终与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代总有人对他们的思想不吝赞美之重大辞。就韩非的评价而言，汉人司马谈有认为“严而少恩”，宋人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近代严复认为：“居今日而言救亡学，唯申韩庶几可用。”林语堂认为：“半部《韩非子》治天下。”
就马基阿维里的评价而言，他的名字（Machiavelli）就有权术的意思，莎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阿维里”，近人称他为“罪恶的导师”。人们都不愿意被称马基阿维里主义者（Machiavellist）,不愿意沾他名字的边，而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却说：“马基阿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样做，使后人得益匪浅。”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不同点我们在比较他们两人思想的时候涉及一些，上面提到和还有：教育背景不同；时代不同；和职业不同等。
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教育背景不同，或说学历不同，一个是名师高徒，一个是自学成才的标本。韩非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学者荀子的学生，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同学，就是后来当了秦国宰相的李斯。应该说韩非受到了当时最好的精英教育，是一代名师的弟子，有师承关系可吹。和韩非相比，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更没有名师调教，他靠的是自学，他父亲是他的老师，父亲的藏书对他一生影响极大。
他们两人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们两人出生的时间相差1745年，韩非生长在封建君主制国度，马基亚维利赶上共和制，赶上了文艺复兴时代，他有共和思想，他有追求个性解放的诉求，这是韩非所不可能有的。此外，马基阿维里的出生地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一个大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佛罗伦萨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率先体现自由进步的精神对马基阿维里有重大影响。
最后，从职业上看，他们都是政治思想家，作家，这是他们两人相同的部分，就具体的职业而言，韩非是一个说客，而马基阿维里是一个外交家。韩非善于游说，而马基阿维里善于外交。他们的管理思想也必然有职业留下的痕迹。

九、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的局限

正像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的优点大致相同一样，他们管理思想的局限也大致相同。两千多年前的韩非500多年前的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尽管他们都是历史进化认者，但他们的极端功利主义显然只考虑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没有考虑人类的长远发展，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他们的。此外，韩非和马基阿维里都很专，正因为专，就显得有些狭隘。他们只为君主考虑，告诉君主怎样、治臣、治民，也就难免有些极端之词，极端的思想，在积极中存在消极的因素。简言之，他们的管理思想都是“君本”而非“人本”的，他们的管理思想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当代。
纵观古今中外封建君主两年多年来使用过的统治术，都没有跳出韩非和马基阿维里所划定范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说“马基阿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 给人民讲大课。”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的发达，韩非所言也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当人人都能看破权术的时候，权术就不灵了，甚至看上去可笑了。从他们两人管理思想的落伍中，我们可以看清时代进步的脚步。

十、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权术政治思想中包含完备的管理思想，它们虽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前后相差17个世纪，但他们的理论体系极为相似，它们有相同的理论假设，都认为“人性恶”；它们有相同的管理目的，都是为了“保住君主的地位”；它们有相同的管理手段，都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它们有相同的管理风格，都是实用主义管理。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封建君主统治时代最主要的管理思想，是被最高管理当局实际应用最多最广的管理思想，是人们不愿意说却愿意实行的管理理论。由于人类历史的连续性，不管现在人类进入到什么社会，他们这种被人类应用了几千年的管理思想还会在今天的管理中找到他们思想的影子，分析比较他们的管理思想，分清什么是可以肯定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对今天管理理论，特别是领导理论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本文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本文只是对韩非和马基阿维里管理思想的一次粗略的分析比较，我们对他们两人的生平和著作没有做更多的考证，所用《韩非子》虽然找到很多版本，但并没有考证五十五篇中具体哪篇是不是韩非写的，对马基阿维里，我们仅选用了他的代表著《君主论》进行比较分析，这不能包括他的全部管理思想，他还有《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佛罗伦萨史》和《战争的艺术》等著作，全面比较马基阿维里的管理思想，还必须对这些书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基阿维里著，张志伟等译，《君主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马基阿维里著，阎克文译，《君主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马基阿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05版。
4、何宁生/王迁著：《君主论》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韩非著，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版。
6、姚会元／叶青著：《商业霸术•韩非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版。
7、韩非著，李传书译，《白话韩非子》，岳麓书社，1994版。
8、韩非著，盛广智译评，《韩非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版。
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0、司马迁：《史记》，西安出版社，2005年版。
11、刘亚臣主编：《管理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年版。
12、Stephen Robbins and Mary Coulta, Management, Prince Hall Press。
13、潘乃樾著：《韩非子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14、阮忠著：《韩非：权术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5、张素贞著：《韩非子快读：国家的秩序》，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年版。
16、陈东升编著：《〈韩非子〉与中国式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17、亚历斯泰•麦克尔平著：《马基雅维里教你做》，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Fei and Machiavelli’s Management Thoughts
Yang Zhaoyu, Wang Ping, Chen Na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110168)
Abstract: Han Fei and Machiavelli were the most famous thinkers for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power tactics , and their ide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mperors by generations. First,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management thought in their ideas by listing some elements. Next, each of their masterpieces---Han Feizi and The Pri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combination of  each of their lives.  Their systems of management theory were compared in four aspects: management aim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management styles. The main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aims of Han Fei and Machiavelli’s management theory are both “to keep the position of monarch”;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re the same: “human beings are evil by nature ”; the methods are the same: “by fair means or foul”; the styles are the same:  “pragmatism.” The primary difference between Han Fei and Machiavelli is that one focuses on “ law” while the other one focuses on “ power”; one focuses on “agriculture” while the other one focuses on “commerce”；one looks for “steadiness” while the other one looks for “fast pace”. Their management theories “put monarches in the first place” rather than “people”, which is  more and more unapplicable in modern society .
Key words: Han Fei ; Machiavelli; Emperor chicanery; evil humanity; by fair means or foul; practical

 zhang 于 2012-01-31 02:45 PM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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