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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 [ 日期：2009-04-23 17:38 ] 杨叔
3月31日早晨，杨叔的小儿子冬青来电话告诉我杨叔走了，我当时真不敢相信。我从记事就认识杨叔，也有四十六、七年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叔的形象几乎没变，总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总是那么精神、那么健谈、那么乐观，那么什么都懂。真没想到我的杨叔说走就走了。
整整一天，满脑子都是杨叔，杨叔和我父亲的友谊，杨叔家和我们家事一下子都浮上我的记忆。
杨叔和我父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杨叔帮着穿的衣裳，当我们哥仨感谢他的时候，杨叔流着泪说：“50年了！”是的，杨叔和我父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在漫长的50年里，杨叔是父亲最谈得来的人，我小的时候就记得杨叔是到我们家次数最多的人，是和父亲谈话时间最长多的人，在我们家聊天时，每次都聊到很晚。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专政，邻居中有积极的曾问我母亲：父亲经常和谁来往？母亲一时想不起来，她就提醒说：“就是我们这个楼的。”诚实的母亲说：“那是杨友国吧！”那人说：“这不结了。”母亲说完后，很后悔，生怕连累了杨叔。京剧院造反派专政了父亲，邻居中积极的人还想通过和父亲的关系多挖出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父亲被专政时，几个月不让回家，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在家，都很担心父亲的情况，可是那时我们也不知道向谁问，也没有人主动告诉我们父亲在牛棚里怎么样了。在那段最让人揪心的日子里，唯一的一个口信是杨叔带我们的。那次杨叔和我在离家一站地的太清宫见到了，他小声告诉我：“你爸没事，告诉你妈不用惦念。”我马上跑回家，把杨叔的这句话告诉母亲，母亲和我高兴得了不和，当夜都睡不着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的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杨叔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句话也对我们家讲，也是值万金的。真可谓浩劫连三年，口信抵万金。1969年末，杨叔一家走五七下乡了，随后我们家也走五七了。他家去的是铁岭阿吉堡，我们家去的是新城子区马刚乡。下乡期间杨叔还到我们家来过一次，和父亲唠了大半天喀，当天走了。记得那次在农村看见杨叔，亲切得很，问振清，小静和冬青的情况，知道冬青还画画，给他找出不少辽宁画报社的图画纸，让杨叔给他带回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走五七下乡的纷纷落实政策回城，杨叔一家先于我们家回城。杨叔回城后在京剧院办公室工作，为我们一家尽快回城，杨叔帮了不少忙，几次到我们下乡的柳条河接我父亲到沈阳工作，我们家回沈阳后，是杨叔帮我们家找的临时住处，辽宁省幼儿师范学校的宿舍，从当时看，居住条件已经很不错了。1985年底，我们两家又住到一个楼里。父亲生病后，京剧院有什么事都是杨叔帮着办，分东西也是杨叔帮着领出来，送到我父亲家，再和父亲说些京剧院里的人和事。父亲有什么事，也都和杨叔说。杨叔出去买菜，一般先把杨婶送到我们家，让杨婶和我父母说话，等他回来时，也说会话，顺便把杨婶接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退休后的杨叔，差不多天天到我们家，虽然大多时候是一走一过，但对我父母而言每天看见杨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无论什么事，大到应不应该买单位的房子，小到头痛脑热吃什么药，杨叔都能说出个道眼，都有主意。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最信任杨叔。
在沈阳，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杨叔一家和我们家是走得最近的一家。我们两家走得近，除了父亲和杨叔、杨婶是同事外，我们两家还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还有我和杨叔的儿子振清是小学同班同学，学号都挨着，他是40号，我41号，我和杨叔的女儿小静是广宜二校的校友，她小我一个年级，我和杨叔的另一个儿子冬青也很熟，我们都是一起在京剧院三宿舍长大的。大人好，孩子自然好，我们两家又都姓杨。这些都加深了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们家在沈阳没有什么家里人和亲戚，我一直把杨叔当自己的亲叔叔。每年初一，我早晨起来给父母拜过年就去杨叔家给他和杨婶拜年，每次都聊上一个多小时，都等到母亲喊我吃饭才出来。杨叔是个什么事都能谈的人，家事、单位的事、国事、天下事都能谈。我搞对象的事，都和杨叔说过，处得差不多了，也都领到杨叔家让杨叔见过。不管什么事，杨叔都有“正见”，都能给你一个积极的“正解”。他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他那一代人的正统观点。因此对我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他知道我们家的事最多，在我父辈人中知道我的情况也最多，是我父辈中和我什么都能谈的一位。
杨叔最让人感动的事是他和杨婶的爱情。杨婶是沈阳很有名的青衣，十来岁时曾进大帅府给张学良唱过戏，杨叔和杨婶结婚时，杨婶已经三十多了，杨叔才二十多岁，年龄的差距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们的爱情。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一对，杨叔家里有一张他们结婚时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一点都看不出年龄上的差距，这张照片几十年一直挂在杨叔家最显眼的地方，所有看见这张照片的人都这么说，都说杨叔长得老成些，杨婶长得年轻些，一点看不出来谁大谁小。
杨叔对杨婶的爱太经典了，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杨婶从四十多岁就身体不好，有慢性肝炎，曾经有过浮水，肚子肿得老大，常常一休就是半年。在杨叔的精心照顾下，杨婶的肝病好了。进入老年以后，杨婶有轻微的脑血栓症状，杨叔每年春秋两季都事先给杨婶打些药，病情控制住了，杨婶现在快九十了，身体还很好，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腰部笔直。我母亲经常说，“你杨叔照顾杨婶都成了半个医生了。”是的，杨叔真有半个医生水平。近20年，杨叔什么都不让杨婶干，杨叔每天买菜，做饭，洗碗，全包了。最难得的是杨叔能从照顾杨婶中得到最大乐趣。有一次杨叔在我们家说走他们家里的事，他说：“听见兰茵和小孙子一屋一个，咔咔地吃苹果，像耗子嗑墙一样。”杨叔说话那神情，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自己不吃，看着老伴和小孙子吃高兴啊。
去年从美国回来去看杨叔，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身患癌症，只是感到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人瘦得很利害，不住地咳嗽、吐痰。他那时已经检查出肺癌，本来应该住院了，但他是舍不得杨婶，愿意多和杨婶在一起而没有住进医院。
杨叔最后的心事还在杨婶身上。今年正月初五去看杨叔，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正和杨婶一颠一倒躺在床上。杨叔对我说：“现在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你看”，说到这时，他把头朝床里杨婶一转，接着说：“我比你婶小那么多，我以为能把她送走呢，送走了她，我就什么也不怕了。现在看，谁先走不好说了。”这是杨叔的心里话，这是杨叔临走前的唯一遗憾。孩子们都大了，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唯独杨婶，年近九十了，身体又不好，虽有儿子和女儿照顾，但谁也没有他照顾得更好啊！谁也没有他想得更周到啊！谁也没有他更会照顾杨婶啊！杨叔最后说，“哎，这是谁都免不了的，自然规律吗！”这是杨叔最后和我说的话，杨叔直到最后也没有失去理智。
杨叔走了，带着他唯一的遗憾走了。望着杨叔遗像，又一次想怎么好人也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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