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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着了 杨健之逝
晴天 母亲传   [ 日期:2010-04-22 20:15 ]

       母亲传

                                                     一、姥家的事

      我的母亲孔庆贞,出生于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开端的1919年,那年的农历七月初十,母亲生于河北省沧县凤化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的小家庭有5口人,姥爷名叫孔宪凯。孔家在达子店是个大家族,我姥爷亲兄弟四个,叔伯兄弟9个,大排行行6,俗称六伯伯、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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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父亲孔宪凯
     姥姥姓曹,叫孔曹氏,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这是按当时的习惯,女子出嫁后随夫姓,加上自己的姓,再加上一个氏字合成的姓名。母亲的姥家在达子店村南面4里地远的小园村。母亲作姑娘时多次和姥姥去小园住她太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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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母亲孔曹氏
      母亲本来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母亲的大哥孔庆池十六七时患急性盲肠炎去世了,母亲和我说起这件事时说:“把你姥姥疼的啊!”因为没有了大舅,我们一直叫二舅为大舅,大舅名叫孔庆潭,比我母亲大4岁,母亲的弟弟叫孔庆溪,我的三舅,比我母亲小4岁。
      我姥爷是村里识字的农民,经常帮着不识字的农民写信,在村里的族人中很有威信,去世后在达子店孔家立了祖。姥爷从我母亲小时就到天津谋生,做餐饮业,挣了一些钱,姥爷很节俭,但对唯一的女儿还是很疼爱的,每次从天津回来,都给母亲带些女孩喜欢的东西。姥爷对我母亲影响最大的事有两个,一是让母亲裹脚,一是给母亲定亲。母亲5、6岁时,姥爷从天津来信告诉姥姥给我母亲裹脚,姥姥找人给母亲裹了小脚,当时已进入民国,姥爷识字,又在天津找工,对母亲裹脚也有些吃不准,后来又写信让给母亲放脚,姥姥又给我母亲放脚,结果母亲的脚在姥爷的两封前后不一致的家信指示下裹了又放,最后成为半裹脚半放状态,除姆指外,其余四个脚趾是裹着的,影响了母亲一生。母亲对自己的脚很不好意思,不敢让人看,洗脚总是背着人洗,认为自己的脚“忒寒碜了”。我在结婚前没有认为看过母亲的脚,以后看过,母亲的脚上有鸡眼,我曾给买鸡眼膏治过,去年还特意买了一套杨州修脚刀,给母亲洗过脚,修过脚,母亲这次生病后,已不能动,不能说话,我多次给母亲做过足疗。正像我对人对事很少百分之百地赞成一样,我也很少百分之百地反对某人某事,但对女子裹脚这件事,我百分之百地反对,说到天皇老子那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反对裹脚,却没有向母亲流露,也没有嫌弃过母亲的脚,反而由此生出更多对母亲的爱。母亲的脚半裹半放,穿34码鞋,并不影响走路,我和母亲一起走过最远的一段路是从太原街东北电影院走到广宜街2段8号沈阳京剧院第三宿舍,当时为了省两个5分钱车票,母亲和我去时坐的车,回来时没有坐本应该坐的有轨电车,沿着有轨电车线路,走了整整10站路,太原街-中华路-马路湾-粮食局-艺术剧院-三经街-大西边门-天光电影院-大西门-小西门-太清宫,到了有轨的终点站,又走了十要电线杆子远的路才到三宿舍,这段路加起来有7、8公里,我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姥爷为我母亲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定亲。姥爷有文化,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自然十分重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母亲十五、六时,就开始给她物色婆家。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定在达子店东南8里路远的大白头村杨家,姥爷对我父亲的人家和父亲本人都很满意。亲家公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相貌堂堂,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亲家母通情达理,持家有方,家风严正;我爷爷家的宅子和地也和姥爷家差不多,特别是我父亲,还是个学生,学习很好,长得很帅气,人又机灵,被姥爷一眼看中,定下这门亲事,当时母亲16岁,父亲才15岁,直到结婚母亲和父亲没见过面。此外,姥爷有文化,知道有文化的好处,姥爷常和母亲说他们家是孔子的后代,孔家、孟家是一家等等。母亲的家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三字经》、《百家性》、《女儿经》母亲都会背诵。姥爷鼓励孩子读书,甚至亲自教过我母亲识字,母亲的识字水平达到能看懂常用繁体字的程度,不能写,我在外地和国外学习时,写家信从来都用正楷写繁体字,母亲能读下来。
      姥姥和姥爷相反,虽然是普通农村妇女,但很大方,也很舍得花钱,待人热情,母亲说“你姥姥成大方了,爱花钱,就爱赶集,村里有集,有时一天能赶几次集,买东西净挑好的买”。你姥爷常说你姥姥:“我在外边挣的这些钱,要是你会过,能多置多少地!”姥姥不但对人好,对动物也很好,姥姥家养着狗,一只很通人性的狗,见了自己家人甚至是家里的客人也不咬,大老远的迎上去,摇幌着尾巴跟你回家。到小园住姥家去的时候,狗也跟着。姥姥吃东西时,总不忘给狗一些并告诉我母亲:“狗看着人吃东西,看落了泪人还没给狗一口吃,人就有罪了。”这句话母亲和我说过多次,所以我到哪吃饭,看见狗总不忘先给狗点吃,可以说这是我姥姥家的传统之一吧!母亲胆小,但一点不怕狗,我也胆小,也不怕狗。
      母亲的哥哥和我母亲一样善良厚道,一个标准的孔孟信徒,小时,见了大舅,我用怀疑的语气问大舅:“你们真是孔子的后人吗?”大舅回答说:“耶,这还有假吗?家谱上写着了,你姥爷是71代孙,我们“庆”字的是72代孙子啊!”在“批林批孔”风很盛的1974年,我去天津见到大舅时,他仍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孔子的话:“吾日三省地、吾身”。成年后随我姥爷到天津做餐饮业,他的店名叫“庆元祥”,主要做面食,大舅包饺子手艺很高,能把汤包进去。大舅一家后来定居天津万全道。大舅有两次婚姻,和第一个舅母生了两个孩子,分别是母亲的大侄和大侄女,和第二个舅母生了三男两女5个孩子。一个是和我们家关系最密切的母亲的大侄,我的大表哥孔繁彬,他在天津检察院工作,他经常给我父亲母亲写信,也经常到沈阳看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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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大侄孔繁彬
      由于大舅的好脾气和助人为乐心怀,整个达子店村的人到天津都爱找大舅,平辈的到天津找“树哥哥”,小一辈的到天津找“树伯伯”,再不一辈的到天津找“树爷”,大舅对达子店来找他的人没有不热情招待,没有不帮忙的,对借钱的,自己没有,借钱也得帮助乡亲。这为他赢得了好声誉。后来买卖做得大些,雇了几个伙计,最后还弄了个“小资本家”头衔,还好,因为大舅人缘好,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母亲的弟弟也在天津做餐饮业,这个弟妹和母亲的婆家一个村庄的。他们育有四男两女,都在天津市里。我的这个舅舅多次来沈阳看望姐姐,他们家母亲的大侄和大侄女也来沈阳看过我母亲。
母亲在达子店村娘家生活了17年,她常和我说起小时候的事,姥爷姥姥都很疼她,她的主要闺中玩伴有本家的五姐和小君妹妹。
       我每次回故乡都到达子店村给姥爷姥姥上坟,还去过母亲几个叔伯哥哥家。达子店给我的印象没有白头大,达子店村的葬俗和大白头村不一样,是排棺葬,一辈人死了,按先后顺序挨着埋在一行上,下一辈往前一排挨着埋,儿子不一定埋在父亲的脚下。
母亲没有留下在达子店村的影像。

                                               二、白头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兵荒马乱之际,我姥爷让我母亲和我父亲完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匆忙地结了婚。当时母亲18岁,父亲17岁,用母亲的话说:“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孩子。母亲嫁到大白头村的杨家也是一个大家族,整个白头村百分之八十都姓杨,我爷爷杨德蕴亲哥四个,爷爷行四,称四爷,是村里的教书先生,每天只管教书,看书,不干地里的农活,也不管家,家由我奶奶管。听母亲讲,我爷爷不怎么置地,但爱置房产,老哥四个,数我爷爷的房子多,房子好。我爷爷家有两排12间正房,套成两个院子,爷爷住在后排里面的三间,两排房子中间是一个进院的门楼,门楼的两边是柴草间,进了门是一个木制的影摆墙,影摆墙那边是磨房,院子里有一棵树和下雨天走的砖铺的小道,第一排房子前面的南院空着。爷爷的书很多,都是线装的,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和印出来的一样。爷爷平时交往的都是村里的文化人,波爷、棉爷、作宾大爷和麻子四爷,到一起谈天说地很热闹。
      母亲进门时,家里有八口人,除了母亲和父亲,还有公公婆婆、两个大姑,两个小叔。母亲在白头的16年一直和公公婆婆在一起过,爷爷的家里奶奶当家,奶奶杨庞氏是郭村人,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十分敏感,持家有方,但由于家里不很富裕,买东西算得很细,很累心很累心的。母亲和婆婆处提极好,奶奶对她这个儿媳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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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1937年摄于大白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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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摄于大白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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