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宇

在英语世界中,I(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永远要大写。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免责任的心理,我们中国人使用“我”字的频率不高,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本来是一个人做的,却常常使用“我”的复数形式,即“我们”。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古代。在古代汉语中“吾辈”“吾侪”“吾人”都是“我们”的意思,就是单一个“吾”字,也可以做“我们”讲。在各地方言中,“我们”这个词也用的极为普遍。从语法上讲“咱们”、“俺们”等才是表示复数的概念,而实际上“咱”和“俺”都有“我们”的意思,上海人挂在嘴边上的“阿拉”意思也是“我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仿佛只有真龙天子---皇帝才有资格使用第一人称,如“朕”、“寡人”、“孤家”等都是“我”的意思。可见,我们中国人不愿意使用主格的“我”是有传统的。时间驶进新中国以后,由于强调“大公无私”、“兴无灭资”、“集体主义”,所有这些也都压抑了“我”字的使用频率,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要求人们天天“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强调“我”字似有个人主义,私心严重之嫌,使用的频率更加稀少了。

中国人羞于用“我”字,更羞于用“我”的物主代词“我的”这个词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没有界限才是好朋友,什么你的,我的,好朋友之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分彼此,在父母、子女等亲人之间更没有必要区别什么“你的”,“我的”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整个天下包括臣民的性命都是皇帝的,只有他才能大言不惭地说“我的”,其他的人不可能有这种勇气。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提倡“一大二公”,确实也很难区别公有财产是你的还是我的。所以“我的”一词用的较少而且多指价值较低的个人消费品。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写的“我”,一个个顶天立地的“我”,一个在人格上不逊于任何其它人的“我”,一个能独立地做出经济选择的我,没有一群这样的“我”,市场经济是不能成立的。

市场经济需要大写的“我”。需要敢于对自己的一切负责的“我”,需要那种坚信,我的事情只有我最关心,最了解,最有能力办好的“我”。市场经济看不起那些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摆布的人,不能够对自己的事情负起全部责任的人,有依赖心理的人。

市场经济需要大写的“我”,需要敢于冒险的我。敢于冒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有的一种品格。所谓敢于冒险就是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市场机制像命运女神一样喜欢有冒险精神的人,只有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市场上的佼佼者。这就是说有冒险精神的人在市场上不一定都能成功,而成功者则一定是有冒险精神的人。

市场经济需要大写的“我”,需要那种在市场上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我”。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有可能在市场上捕捉住那稍纵即逝的经济机会,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出更多的福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则没有表现自己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氛围,甚至大量存在对生产中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敌视的情绪,这样就难怪计划经济缺乏效率了。

市场经济需要提倡一个“我”字,更需要区别“我的”、“你的”和“他的”。分不清“你的”、“我的”、“他的”,就搞不好市场经济。

说某某东西是“我的”,即是说某某东西是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人格的物化,或者说是物的形态的人格,人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的不可侵犯性即表现为“我”不可侵犯,也表现为我的东西--一切东西,大到公司、房产,小到衬衣、一片面包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的”,它们已经有了物的形态的人格,是物化形态的我。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个人物品的尊要可能导致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祥和社会。在日本,人们可以非常放心的把雨伞放在商店的外面,从容地走进商店购买商品,出来的时候,不会出现自己的雨伞找不到或被别人调包的现象。

市场经济需要明确什么是“我的”,就是父母和子女间、夫妻间也不例外。以前我们从报纸、杂志中看到,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儿子向父母借钱也要写借据,成年子女回家吃了一顿饭临走时付给父母饭钱的报导,大多数人感叹,太不尽人情了,市场经济中人情太薄了,因为这和我国的国情差距太大了,或者认为这样做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父母们拼命工作,最终父母的遗产还是要由子女们来继承。殊不知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进步现象。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划分“你的”“我的”是对在社会上必须分清“你的”“我的”的一种家庭模拟,没有这种模拟,从小的耳濡目染,子女长大以后将难以在社会上自立;同时,这也是父母对子女人格上的尊重,子女对父母劳动的尊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格常常由此而生。例如,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小儿子从芭蕾舞团失业后,宁可排着队等救济也不去找他那贵为美国第一家庭的父母。就因为,父母的是父母的,我的是“我的”。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是不可想像的。常常出现的是有个好爸爸就有了一切,民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计划经济下子女难以自立的真实写照。

划分清楚什么是“我的”还表现在夫妻间,初听外教讲,许多美国人婚前先签订一份离婚合同,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太煞风景了,仿佛在纯洁的爱情中注入了一丝不祥 ,现在按指市场经济的观点看 ,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在市场经济中,可以把 婚姻也看成是一种“契约”,婚姻是两个人合作和谈判的结果。双方都对婚姻的结果有一定期望,一旦期望的结果没有实现,相当于合同破裂,如果这种失望足够大,就会导致离婚,既然婚姻存在破裂的可能性,当然有必要事先规定好一旦情况发生如何划分“你的”和“我的”的问题。从“先君子后小人”到“先小人后君子”是一种进步。

以上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中在亲密的人之间都有划分清楚什么是“我的”的必然性,那么在朋友、同事和其他人之间更有划分清楚什么是“我的”的必要性了。
首先看看在朋友间,朋友间在一起吃饭是一种经常的事情。一起吃饭,谁来付钱,常常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有时是谁挣的最多谁付钱,有时是谁官大谁付钱,有时是谁最近比较得意谁付钱,更多的是谁能报销谁付钱。据报载,在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正在兴起AA制消费方式,朋友们进入餐厅、舞厅、游艺厅等公共场所消费时,各人付各人的帐,各买各的单。其实AA制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早已不足为奇了。在朋友之间某些东西可以互用、借用,但一定要分清“你的”、“我的”,至于同事和其他人之间,“你的”、“我的”分得更清楚,而且尽量谁也不拖欠谁。别人的就是别人的,我的就是我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人人都应该有的意识。

在市场经济中,分清什么是“我的”,不仅表现在个人消费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要素方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一般不是属于全民就是集于集体,产权似清实不清,产权不清导致人们的积极性低下,最终导致生产的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拥有生产资料,甚至是大型的生产资料,个人拥有 生产资料是产权明确度最高的一种占有形式,产权越明确,人们越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的效率也就越高。在市场经济中,要有像尊重个人消费品那样尊重个人的生产资料的法律和道德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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