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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经济学咖啡馆话题1：世人只认识半个亚当 [ 日期：2020-11-15 18:50 ]
杨子在网上开经济学咖啡馆的想法有20年了，今天是周末，11月里的阳春，暖暖的太阳，是个好日子，就选今天开张了。欢迎各路朋友来这里沉思、畅谈，分享自己感触深的经济学观点。咖啡自备，你喝你的，我喝我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约定每次聊一个话题，不要跑题，谁也不强加谁，相互包容，不抬杠，不大声说话。聊得投机，可以相约线下去星巴克，AA制。
话题1：世人只认识半个亚当
一、简单的生平，不简单的生命意义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生平相当简单，我们先看下他的简历：1723出生于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Kirkcaldy)，这是一个只有1500人的小镇，他是个遗腹子，父亲是律师,当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母亲玛格丽特是同郡斯特拉森德利地主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61年，终身未娶，没有兄弟姐妹。
1723～1740年，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
1740～1746年间，在牛津学院学习，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看不到的书籍；
1751～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
1764～1768年，做私人老师，周游欧洲，结识伏尔泰等社会名流；
1768～1776年，写《国富论》；一炮走红欧美，被世人尊为经济学之父；
17781790年，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获得多种荣誉，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
1787～178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1790年销毁自己的全部手稿，与世长辞，享年67岁。
亚当的生命过程简单，生命意义却极不简单，这种不简单全部在于他写的两本书上，一本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本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这是他生前仅发表过这两本书。亚当的这两本书，拿出其中一本都足以光耀千秋，是影响人类文明史进程的最伟大著作之一，相当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二、两部同样重要的著作
研究亚当•斯密就是研究他的这两本书。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也体现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上。
我们先看《国富论》。
《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初版于1776年，在18世纪就有10个英文版本，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国富论》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02年由严复先生翻译的名为《原富》的译本。是严复先生使中国人认识了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严复先生对《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开先河之功。迄今，中国人最熟悉、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两位先生译本的这种地位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撼动，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也不会有人撼动。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世界，认为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国富论》全书分为五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为利己心，求得自己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亚当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亚当在《国富论》中，举出制造针为例来说明分工的好处。经由分工，将整个制造程序“分为十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雇用技艺熟练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厂中，一共只雇用十个工人，但每天可以生产48000根针。”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
亚当在《国富论》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它能在什么程度上负担的起和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人生的种种娱乐消遣。但是，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依靠自己的劳动，最大部分却需依靠别人的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是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
《国富论》中有一篇专谈殖民地问题，亚当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土地造成经济垄断，表示反对。殖民地采行的“重商主义”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
5、主张“自由放任”
《国富论》最重要部分是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讨论两种制度，一是商业制度，一是农业制度，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亚当•斯密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亚当•斯密也反对各种业公司的垄断。亚当•斯密另外又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也应该分工，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
亚当对于政府职责的规定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
亚当认为教育低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好的多。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依赖有力的舆论，所以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者愈普及，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所以，政府对于教育的辅导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失。
以上是《国富论》的主要观点。下面我们看《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亚当作为道德哲学教授的讲义，出版于1759年，是他和第一本书，也是他辞世前1790年最后修订的一本书。在这31年间，斯密五次修补，构成了《道德情操论》的六个版本。第一次是对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其最为重要的修改是他延伸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鲜明指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1767年在斯密着手撰写《国富论》之时，他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将他的《论语言的起源》作为附录。1774年，当斯密在即将完成《国富论》时，再一次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的第四版。1781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论》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细节，以使其文字和阐述更加完美，由此形成了《道德情操论》的第五版。1789年，这是斯密在其一生的最后一年修订《道德情操论》的，由于年事已高，重病压身，斯密预感来日无多，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定型版，因而非常仔细，直至1789年12月完成修订，在1790年斯密逝世前几个月才出版，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为最完美的《道德情操论》1890年版，也就是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最后版本的重要修订是增加了现在所看到的第一篇第三章第三节《论钦佩富贵与藐视贫贱的心理倾向腐化我们的道德判断》。此外，在1890年版本中还包括对良心、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自我控制”这一主题的论述，对道德理论的实际运用和对谨慎、正义、仁慈等美德的论述等等。
《道德情操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的同情心。同情心和利己心一样，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另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道德情操论》全书分为七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1、同情是人的天性之一
亚当认为同情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特质，而且每一个人都具备，无论是高洁的圣人或是卑劣的顽徒，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同时也制约着人们对个人财富和名声的过度追求。他引出一个类似公理的常识，即相互同情的愉快，同情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少痛苦。
2、美德是合宜
亚当认为美德是合宜，目的是使情感受适当的引导和治理，合宜有度，从而增进整体的繁荣。合宜的终极完美是正义，而正义的目的和作用是制止我们伤害他人。如果正义不能通过同情产生的合宜来保障，就需要通过法律的暴力潜能来保障。
3、合宜是达到整体繁荣的手段
整体繁荣是人类追求的唯一重要目标，整体的繁荣也是人类整个物种的最有利的进化，从进化论的角度说，遵守正义的合宜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进化。他写道：“人，天生就是要有所作为，天生就是要运用他的各种才能，以便在他自己和他人的外在环境中，促成各种似乎最有利于全人类幸福的改变。
4、合宜的终极完美是正义
亚当认为，正义是介于审慎和慈善之间的一种美德，审慎的美德是自利，慈善的美德是利他，而正义的美德是克己。自利有下限，慈善无上限，而正义则是一个比较精确的标准，不能做的不及，也不需要做的过多，正义的原则就是不伤害他人。
5、正义对社会有正反两面影响
亚当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正义对社会的影响。从正面，在遵守正义基础之上的自私心，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这是他在《国富论》中表达的思想，而自私心也成为了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从反面，亚当论述了正义是撑起整座社会建筑的主要栋梁，违背正义必然倾向摧毁社会。
6、保证正义有两种方法
亚当提出了两种方法来保证正义，一种是由同情感产生的合宜；一种是法律的暴力潜能。违背正义的事情必然倾向摧毁社会，所以，一有违背正义的事情发生，他都会感到震惊，并且会赶紧跑过去阻止那种如果被纵容继续发展下去，每一件他所心爱的事物都将很快被葬送掉的趋势。如果他用温和公平的手段制止不了它，那他就一定会使用武力猛烈痛打它，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它继续蔓延。
7、保障正义的法律要合宜
亚当说法律的制定者和拥有权力的人应该制定合宜的法律，用法律恰当的维护正义，而不是走两个极端。如果忽略了正义的法律，国家恐怕会发生许多极其严重的失序与骇人听闻的罪孽，如果推行过头恐怕又会摧毁一切自由、安全与正义。
8、法律主要保障人的生存权、财产权和某些利益
亚当认为正义的法律首先应该保障人的生存权，然后是财产权，最后是某些利益。他写道：“在正义的法律当中，最神圣的，或者说，被违背时要求报复与惩罚的呼声似乎最高亢的，就是保护我们邻人的生命与身体的那些法律；接着是保护他的财产与持有物的那些法律；排在最后的是保护他的所谓个人权利的那些法律，这一类法律保护他基于他人的承诺而该获得的某些利益。”
以上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观点。
三、两部书受到的重视程度极不相称
正像《国富论》是第一本系统描述人类经济世界的巨著一样，《道德情操论》是第一本系统描述人类情感世界的巨著。亚当在《道德情操论》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绝不少于《国富论》，可以说《国富论》写了6年，修改3年，而《道德情操论》则写了一生，在《国富论》之前写完成，在《国富论》写作中，写作后一直再修改。是亚当倾注心血更多的著作。
公平地说，两部著作都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点赞，都有很多粉丝，但比较一下，两者得到的关注和点赞在程度上的差别过大。比如说《国富论》的粉丝10亿+，《道德情操论》的粉丝不到10万+，两本书从哪个方面也认证不出来前者比后者好一万倍。
亚当因为《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却没有因为《道德情操论》被称为伦理学之父或道德哲学之父。《国富论》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圣经》，《道德情操论》却实有被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圣经》。
200多年来，研究《国富论》的文献汗牛充栋，研究《道德情操论》数量很少。《国富论》在我国1902年就有译本，严复先生翻译，名为《原富》；《道德情操论》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译本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4人合译的文本，相差近百年。
亚当•斯密的影响在经济学界是最大的，有着近乎神一样的地位。亚当•斯密中的姓“斯密（Smith）”，如果按现在的规范译法，应译成“史密斯”为什么没有人敢把斯密译成“史密斯”呢？就是因为斯密的名气太大了，改过来后，经济学人找不到斯密，会发生一阵混乱，会引很多麻烦。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人敢捅这个马蜂窝，只好将错就错了。 210年过去了，亚当的影子一直伴随着经济学。至今还有人经常提出“回归亚当•斯密！的口号。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东方人，印度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他，是判别是非的指标。亚当的话在经济学界一句顶一千句。
在伦理学界或者道德哲学界亚当绝对没有像在经济学界这么神，这么热。人们写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论文时很少用亚当《道德情操论》里的观点作为论据，谈话时也很少引用《道德情操论》里的句子。
四、亚当再认识
仅从两本书的表面看，人们从《国富论》看到一个提倡利己主义的亚当，又从《道德情操论》里看到一个提倡利他主义。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一个“亚当•斯密之谜”。说的就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从人具有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中，他从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史中称为“亚当•斯密之谜”，这个问题需要从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特别是结合亚当的几位同代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来谈，我将在下一个话题里展开。为了不使问题发散，这里只谈“半个亚当”。
210年来，世人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圭臬，把“看不见的手”当成市场经济永恒的基本原则，当成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忘了亚当本人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论》。亚当当然喜欢自由市场制度，但人们却忽略了市场在社会中的本质，“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如果社会缺少这一基础，这个社会就会迷失方向。理解亚当•斯密只知道《国富论》而不知道《道德情操论》最多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如果因此曲解了《国富论》，对亚当•斯密的理解还达不到一半的程度；同理，如果只知道《道德情操论》而不知道《国富论》，也只是知道半个亚当•斯密。不幸的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更重视经济利益而不是道德情操，因此，世人只关注亚当的《国富论》，而忽视了亚当的《道德情操论》。错误地认为亚当只是一味鼓吹人和利己性，甚至认为亚当本人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其实这完全搞错了，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哲学家，其次才是观察力过人、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
亚当深受他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亚当的研究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亚当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亚当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亚当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他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在经济学中，亚当着重说明人的利己性，而在伦理学中，亚当又着重说明人的利他性。只有把经济上的利己人性和伦理上的利他人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真实的人性。只有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方面理解亚当•斯密，才能正确认识亚当•斯密。目前悬而未决的争议，是他有没有构思第三本书？因为，《道德情操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利他”，《国富论》是关于经济活动的“利己”；因此，似乎应该有第三本书，作为利他和利己之间的桥梁。
遗憾的是，人们没有看到亚当的第三本书，只通过《国富论》看到了半个亚当，谈论的也是半个亚当，实践上用的也是半个亚当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错误，肯定会带来实践不幸。直白地说，人人都有双面性，是介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动物，人性中既有利他的一面，也有利己的一面。亚当看到了这一点，用毕生精力写了两本书，从两个方面分析人性，合起来看才能看到一个完整人。不了解《道德情操论》就不能真正认识亚当•斯密，也不能理解他的理论，两本书合起来看，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亚当，只看其中一本，只能看到半个亚当。
五、结论
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和利他主义伦理学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构成现实世界。亚当•斯密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少数“种子思想家”，对他的思想不能只看到以利己主义为人性假设的经济学，还要看到以利他主义为人性假设的道德哲学。人类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真理从来都不在两极的极端上。在此共识基础上，人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两极之间的黄金中点，寻找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既是个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各类组织和国家面临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黄金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在人类的过去向利己方向偏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未来肯定会向利他方向偏移。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觉悟的提高，世人会逐渐认识另半个亚当•斯密，会有更重视他的《道德情操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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